古都辽宁省辽阳市，是拥有23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基督教的传入也是比较早的，据斐焕星修、白永真纂，民国十七年（1928年）铅印本的《辽阳县志》记载：“基督教即耶稣教，其教义讲平等，若非天主教有教皇之尊严，有神甫之束练。携卷传教，不讲独身主义，信者称便，风行各国。后天主教而入中土，光绪初年，英人李雅各始来辽赁屋传教。”“光绪初年”就是1875年。另据《辽阳市宗教志》记载：海城、辽阳是苏格兰长老会较早开辟的两个堂会。1875年，著名传教士马钦泰牧师从山东来到营口，派遣王静明到海城、辽阳售书传教。这样算来，迄今为止，基督教新教就已经传入辽阳150年了。
现在的辽阳基督教堂是有“两建”的过程，也就是说曾经异地重建过。这就是李雅各牧师早期在辽阳所初建的教堂：租赁房屋，然后又建一教堂，这个教堂就是所谓“一建”，也就是辽阳基督教堂由李雅各牧师第一次建立的教堂。其地理位置大概在辽阳市西三道街路口偏北路西。具体位置是紧邻辽阳天主教堂和主教府，位于同一地块内或非常临近的位置。参照物有（辅助定位）辽阳著名的古建筑白塔公园和广佑寺，大约一公里左右。
第二次重建辽阳教堂是这样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调吉林靖边军赴朝鲜增援，路经辽阳时，有七名士兵砸了教堂的玻璃门窗。李雅各闻讯后，拟去辽阳州衙门交涉。途经教堂，遇肇事士兵，士兵误认为李雅各是日本人，遭拳打脚踢，致伤严重，送到辽阳当地医院治疗，当晚死亡。事后李雅各父亲将此事状告到清廷，据有关史料记载：“有传教士被害，兹事体大，清廷上下高度重视，案件迅即处理了结：依大清律例首犯正法、从犯充军，并赔偿纹银7千两抚恤家属。”就是说李雅各牧师的父亲获政府7千两白银的赔偿。他将此抚恤金全部捐助辽阳教会建基督教礼拜堂（“两建”）。教堂设计者是英国芦佐治工程师。1907年，礼拜堂建成，东墙上镶有“李公殉道堂碑”以志纪念。也就是现存在辽阳博物馆的那座石碑。
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就是尽量呈现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现在的不可移动文物辽阳三道街教堂与当初“一建”的基督教堂不是一回事，两者相聚也不远。
教育传教作为基督宗教在华的三种主要传教方式之一，曾经覆盖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层次及多种学科领域。除学历教育外，还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及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教育。另外，传教机构和传教士还参与建立了多所培养宗教人员的神学教育机构。这些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完善科学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普通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大于医学传教和宗教布道。近代基督宗教组织对近代中国世俗教育的参与度，远远超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组织，甚至与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重要支柱——儒教相比，其积极性也要略高一筹。
从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看，基督教新教各教派、组织的实际参与力度要大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从所有教会创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看，大部分来自外国机构，涉及大部分西方国家。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作为出资方的教会机构与其母国政府一样，都希望能以某种形式施加长期与现实的影响。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态度，包括学术界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所持的观点。
基督教在辽阳传道的同时，也注重以教育传道、以医疗传道、以公益慈善传道。1900年—1931年是教会教育在东北地区（包括辽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斩短顿挫，基督教参会调整了传教策略，教会在东北地区的各项事业很快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教会教育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在东北建立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通教育体系日渐完备，基督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特殊教育也取得进一步发展，神学教育逐渐完善之外，主日学、盲人教育以及实业教育等也纷纷兴办。据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1907【《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一个世纪》(1807-1907)，上海：1907年在美国长老会印刷】、和日本人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1905年的统计，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的教会学校数量达到42所，教会教师人数38名、在学校在校学生536人，学校数量比1899年增加10所。学生增加近一倍；苏格兰在学校在校学生536人，学校数量比1899年增加10所，学生增加近一倍，苏格兰长老会。在东北传教办学情况统计，辽阳学校数量有10个，其中男生80人，女生87人……
在辽阳近代基督教（广义）办学和慈善领域，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新教） 在教育（尤其是正规中小学）方面更为系统和突出。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 则在慈善救济（育婴堂）方面投入更大，其教育常内嵌于慈善机构或服务于初级教理传授。
因为资料、档案有限，根据笔者最近查阅的《辽宁教育史志资料》、《辽宁宗教志》、《辽阳宗教志》、《当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资料，现将基督教（天主教）在辽阳的办学情况做一简要介绍。但是这里暂时不对当时基督教在辽阳著名的文德中学做介绍，容日后详述。
一、辽阳崇正学堂（崇正学校）
创办背景与时间：辽阳崇正学堂的正式创办时间通常认定为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1901年，由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在辽阳创办。它是辽阳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之一，也是该会在辽阳教育工作的核心。
创办人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与本地士绅、曾任奉天省议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奉天省省长等要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倚重的政务骨干的辽阳人袁金铠，曾任海龙知府、奉天省议会议长、奉天代理省长、奉天通志馆馆长等职，主纂《辽阳县志》《海龙县志》《九顶铁刹山志》等，被誉为“关外方志第一人”的辽阳人白永贞等联名呈请盛京将军赵尔巽批准，利用1894年“辽阳教案”被毁的东关福音堂旧址重建。这个旧址与后来用李雅各牧师受害的赔偿款所重新修建的现在存在的辽阳三道街基督教堂不在一个地方，所以现辽阳基督教堂原名是“李公殉道堂”。
《辽阳教育志》提及崇正学堂创办资金源于“教会筹资及赔款”，虽未列明具体案件，但1894年李雅各案是当地唯一有高额赔偿记录的早期教案，用于创办学校也是情理之中。
有史料记载在1894年教案中，原福音堂被捣毁，教会获赔银 7000 两，遂决定“以赔款办教育，以教育弥争端”。基于历史背景、教会运作模式及重建时间线，李雅各教案的赔偿款7000两白银很可能被纳入辽阳教区重建资金池，除了建堂外，也间接支持了崇正学校的建设，囿于史料有限，这些我们仅做参考。
学校的性质与规模：初为“中英合办”，对外称“辽阳私立崇正学堂”，内部英文档案记为 Liaoyang Chongzheng Anglo-Chinese School，最初可能为小学程度，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包含小学和中学的综合性男子学校（或主要招收男生）。是辽阳地区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教会学校之一。
教学内容： 既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如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基础、英语等），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四书五经），并设有宗教课程和活动，包括图画、手工、圣经等，旨在培养具有基督教信仰和现代知识的人才，同时也能融入中国社会。
影响与变迁：是清末辽阳第一个开设英文、体操的新式中等学堂； 培养了许多当地人才。1919 年“五四”期间，崇正学生与县立中学联合成立“辽阳学生爱国团”，游行至火车站查抄日货；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1925 年英籍校长被迫辞职，改由中国人白永贞任校长，成为东北教会学校“华董化”较早的案例。学校逐渐本土化，1928年经过政府批准，立案为“辽阳县私立崇正中学校”，由中国人管理，但仍保留部分教会背景。【详见辽宁省档案馆：‑ 宗号 JZ52（清末奉天学务公所）卷 87、88 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辽阳崇正学堂试办章程》；‑全宗号 JD13（民国教育厅）卷 365《私立崇正中学校立案卷》（1928—1931）。】
校址与建筑规模：学堂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前院有礼堂（兼作教堂）、钟楼；中院为教室、实验室；后院为宿舍、操场。
1932 年后院被伪满宪兵队占用，1946 年复校时仅存礼堂及东厢教室。最终在1949年后被人民政府接收，融入公立教育体系，1953 年改为辽阳市第一初级中学，原建筑于 1979 年扩路时大部拆除，现仅存西式钟楼一座，列为辽阳市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编号 LY-Ⅲ-28）。
二、辽阳育才女学校
通常称“育才女校”或“辽阳基督教女子学校”。
创办背景与时间：该校创办时间略晚于崇正学堂，大约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由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创办，该校由在 辽宁省，尤其是在辽阳市，著名的传教士德教治牧师于 1904 年创办，位于辽阳市东六道街仁母院（即基督教妇女儿童医院，该院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西墙外。笔者在这里既没有看到仁母医院的全貌，也没有看到育才学校的踪迹，就是一些中国传统建筑的已经倒塌的房屋（可惜！），应该是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里与现在保存完好的基督教辽阳医院旧址毗邻。
性质与规模： 辽阳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意义重大。旨在为女性提供教育机会，改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初期可能为小学，后可能发展至中学程度。学校占地面积 1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0 平方米。该校是德教治牧师在辽阳创办的多所学校之一，据介绍他还在东三道街办校，并在东五道街建立了辽阳文德中学。育才女子学校培养了许多基督教传教牧师、教师、教士等人才，为当地的教育和宗教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侯永清（传教士/教师），1910年代育才女校早期毕业生，后留校任教，成为长老会首位辽阳本土女传教士，在周边乡村建立妇女识字班与布道站。参与翻译通俗版《圣经》东北方言译本，提升农村信徒理解力。《奉天教务年鉴（1919）》记载其“于辽阳沙岭屯设女学，感化乡民甚众”；张马利亚（教育家）1920年代毕业生，后任育才女校教导主任。推动女子职业培训，增设医护、纺织课程，使贫困女生掌握谋生技能。1931年“九一八”后，组织学生为抗日伤员提供护理服务。依据《辽阳文史资料（第7辑）》介绍，收录其学生回忆录，称其“以信仰之力，救死扶伤”；李路得（Ruth Li，海外宣教士），1928年毕业生，后赴上海沪江大学进修神学，成为中华基督教会首批派往南洋的女性宣教士，在马来西亚槟城服务华人移民。创办槟城“真光女校”，延续辽阳育才教育模式。《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8）》称她“辽阳育才之硕果，盛放于南洋”。
学校的教学内容： 除基础文化知识（识字、算术等）、家政（缝纫、烹饪等）外，也教授科学常识、音乐、体育，并包含宗教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女性的品德和独立生活能力。
该校隶属于基督教新教教会，校长是约恩女士，有两名外国人教师和三名中国人教师，教育程度属于高等女学校，学制四年，现在各学年各有一个班级，各班学生约二十五名，学生总数百名。
本校与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有联系，该校毕业生多考入率女师校。学费年二元，有宿舍，住宿生六十名。
该校开辽阳女子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女性。毕业生中约30%成为女传道或牧师配偶（师母），负责基层教会妇女、儿童事工，填补了外籍传教士难以深入的乡村传教空白；超过50%毕业生任职于东北各地教会小学（如沈阳文会书院附小、营口育英学校），推动女子基础教育普及。该校同样经历了历史动荡。后期也趋于本土化。最终归宿与崇正学堂类似。
育才女校虽规模逊于天主教的崇正学堂，却以培养本土女性领袖为特色，毕业生如侯永清、张马利亚等，在东北基督教社区形成“隐形网络”，成为近代辽阳乃至东北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贡献印证了教会女子教育“以信仰育人才，以服务践真道”的历史价值。
三、辽阳育婴堂（天主教）
这是天主教最具代表性的慈善机构之一，主要目的是收容被遗弃的婴儿（尤其是女婴）和孤儿。它本身首先是一个慈善救济机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但是他们是在慈善救济的同时也有教育，具有学校的功能，而且有关史志也将其列为基督教的学校，所以我们把育婴堂作为学校行列介绍。
育婴堂（学校）创办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传教士方若望（Emmanuel-Jean-François Verrolles）主教的倡议下，由法国普照会修女会（Sœurs de la Providence）派遣修女来华创办。
据《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集记载，当年有一个日本学者在这里访问，其介绍：“该学堂是天主教会于三十五年前（明治十三年，1880年）设立的，现任校长法国人路奇亚，此外有三名外国人教师和三名中国教师。”
这个日本人还介绍：“育婴堂的教育制度，初小，学制四年，现在有四个学年级，学生总数一百五十名。这个学校是天主教为了布教，招收孤儿进行教育的场所，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时，在同教信徒中，选择适当配偶者进行结婚。” 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从侧面也看到了这个育婴堂的情况。
其地理位置从1885年起在辽阳城内，靠近天主教堂。初设时为简易院落，设育婴室、乳母房、小堂，收养弃婴，施洗，哺乳，抚养至学龄。
1903年辽阳耶稣圣心堂扩建后与教堂、修女院、医院、养老院连成一体，共106间房，育婴堂、孤儿教育、医疗、养老一体化。
1913年教堂东侧新建育婴堂楼，二层青砖楼，设婴儿室、洗婴室、隔离病房、厨房、洗衣房等，年均收养婴儿约80–120人，最多时逾200人
更重要的是，育婴堂会教授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谋生技能，如缝纫、刺绣、纺织、园艺等。这既是为了培养其自立能力，也是为了补贴育婴堂的开支（出售手工艺品）。这种技能培训具有职业教育性质。部分表现好或有天赋的孩子，可能被送到教会办的更正规的（小学）学校就读。女孩长大后，部分可能留在教会服务（如做修女），部分婚嫁，部分凭所学技能自谋生路。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育婴堂与教堂同被焚毁，修女暂避辽宁营口；《辽阳县志·宗教志》（1928年铅印本） 记载育婴堂设立、焚毁与重建经过；1903年由郭若望神父（Jean-François Corbel）重建；1948年辽沈战役后：政局动荡，修女撤离；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育婴堂，并入辽阳社会福利院。
据有关资料介绍原建筑于1970年代城市扩建中拆除，现仅存部分地基遗迹。不过笔者曾经拜访过辽阳天主教堂，没有注意到有这个遗迹。
有关的史料在《奉天教区年鉴》（1936年法文版）记载有辽阳育婴堂收养人数、修女人名录；《耶稣圣心堂志》（辽阳教区内部刊物，2005年）记载有育婴堂建筑图、修女回忆录节选等。
辽阳育婴堂是东北天主教最早系统收养弃婴的机构之一，兼具慈善、医疗、教育功能于一体。在当时社会重男轻女、弃婴普遍的背景下，客观上挽救了大量女婴生命，也推动了辽阳地区最早一批女性接受系统教育，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辽阳地区早期的一个知识的启蒙学校、职业教育的学校、天主教初级神学的“学校”。
纵观基督教在中国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讲，义和团运动是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一个分水岭。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处于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从外部看，基督教教育在庚子国变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辽阳也是如此。传教士教育家亦能在本地新教育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从内部看，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一方面教会，是教会母国学生志愿运动进一步关注中国，投入资源和人力发展各地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教会学校自身加快了联合的步子，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组合，推动了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各地的发展。
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不当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