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长风总爱裹挟着时光掠过窗台，它穿过那深邃、蓝蓝的天空，拂过人们的面颊，却从不在世间留下半点清晰轨迹，就像那些悄然溜走的岁月，无声无息却又真实存在。偶尔划破天际的闪电，裹挟着震耳的雷鸣，明明能清晰看见那道耀眼的光痕，能真切听见那声沉闷的轰鸣，可谁也说不清，孕育这天地伟力的府库，究竟藏在云端的哪一处角落。因为这是上主为雨定律例，为雷电定道路，人岂能测度。
人这一辈子，说长不过百年光阴，说短却也装满了三餐四季。沿途遇见的人、经历的事、拥有过的物，大多会像被流水冲刷的沙滩上的脚印，渐渐从记忆里淡去，最终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可总有那么些特别的存在，如同年轮里最深的那道刻痕，牢牢印在时光的肌理上，任凭岁月流转，始终清晰如初，永远无法抹去。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首这七十余载的人生旅途，与书为伴的日子占了大半。年轻时嗜书如命，甚至是小学的时候就读老爸的《论语》、《资治通鉴》，当然也是囫囵吞枣、似懂非懂。我的案头、床头、书架上总堆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若是遇到喜爱的篇章，常常一读就忘了时辰。后来搬家数次，迫于空间限制，不得不将一些书整理出来，用小推车一趟趟送到废品站。每次看着那些曾陪伴自己度过无数日夜的书页，在废品站的角落里堆叠成山，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似的，疼得慌，却又无可奈何。家里人说：你再买书，买一本儿新书就淘汰一本儿旧书，没有地方放啊！可是我还是厚着脸皮在买新书。
几番筛选下来，最终留在身边的，只剩下那些舍不得放手的历史书籍与工具书——精装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泛黄纸页的《词源》、厚重的《辞海》、《中华大字典》、《史记》、《三国志》、《后汉书》…… 在这一摞沉甸甸的书籍中，最不起眼却也最让我珍视的，是一本 196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订版《新華字典》。我为什么突然把《新華字典》用繁体字呢？因为它原来就是这样的。
这本字典淡绿色的封面早已失去了最初的色彩，被岁月磨得发白、缺角，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粘了又粘，却依旧难掩岁月的痕迹。翻开内页，米黄色的纸张泛着淡淡的陈旧气息，上面的字迹是繁体字，有些页面因为反复翻阅，边缘已经微微卷起，甚至能看到手指长期摩挲留下的细微毛边。可就是这样一本看似破旧的字典，却陪着我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年轻时查生字、辨词义，它是我案头最可靠的帮手，也是我唯一的帮手；后来教孩子读书写字，它又成了亲子时光里最特别的 “教具”；如今闲下来翻看旧书，遇到模糊的字词，依旧会习惯性地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仿佛还能触碰到当年灯下翻阅时的温暖。于我而言，它早已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更像是一位沉默却忠诚的老伙伴，一位见证了我半生岁月的珍宝，承载着太多与读书、与生活、与时光有关的回忆。
这本字典，是我1969年下乡的时候一位好朋友送给我的，这在当时可是一本难得的好工具书。他比我小一岁，想来如今也是古稀之年了。他是否健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有50年没有信息往来了，但是他的情谊还在、新华字典还在。
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书籍成了禁忌，知识成了原罪。我至今仍记得，有一次偷偷捧着一本《宋词》，躲在草垛后面读得入迷，却被大队书记逮个正着。他拿过书，翻了两页就脸色铁青，说道：“这是封资修的大毒草！”我眼睁睁看着他把书揣进怀里，像押走一个“罪犯”。那本书是我和一个“四类分子”儿子借的，怎么交待呀！
我不服气，后来我心血来潮，在办公室的黑板上抄了于谦的《咏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领导发现后就说：这谁写的？肯定是小毋！于是就训我：“小资产阶级情调！”黑板上粉笔字被抹布狠狠抹去的瞬间，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抹布擦黑板的声音还响。
后来，我找到了老爸的一本厚厚的书籍，这是由中国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和毛主席长子毛岸青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合译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如饥似渴地在阅读，我故意把书摊在膝盖上，坐在村口老柳树下读。路过的人探头瞅一眼，立刻像被烫了似地缩回去——那暗蓝色硬皮封面就是“尚方宝剑”。有人小声嘀咕：“人家读的是革命导师著作，谁敢拦？”我低头偷笑，却听见书页里传来另一种声音：原来“安全”的代价，是把宋词、石灰吟，换成这些密密麻麻的俄国人名和统计数字、繁体的汉字。
结束了两年在山区上摸爬滚打的下乡知青生活，我满怀着对城市的憧憬与几分忐忑，在 18 岁那年回城，正式参加了工作。当时随身行李里最珍贵的物件，不是换洗衣物，也不是积攒下的微薄现金，唯有两本书紧紧攥在手中——一本是翻得边角发毛的《新華字典》，另一本则是略显厚重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非常遗憾，后者在我调动工作时候，却不知道遗失在哪里了。
之所以对这两本书格外珍视，尤其是后者，是因为在下乡那些看不到头的艰苦日子里，是它陪着我熬过了无数个孤寂的夜晚，成了我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慰藉。更让我心头暖暖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还留着父亲当年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小字：“1953 年上午 8:30 分”。那不是别的，正是我的生日。每次翻开书页，看到这行带着温度的字迹，就仿佛能感受到父亲这位1945年入党的、无神论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仿佛他跟我讲：基督是什么人？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圣经有新约和旧约？基督徒讲忍耐，“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等。听到这些，再多的苦累也都烟消云散了。
回城工作大约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了单位的宣传部门负责文字工作。现在想来，当时领导之所以选中我，大概是觉得我 “有文化”。可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哪算什么有文化？当年初中才读了一年，就时逢“文革”，响应号召下乡接受 “再教育”，真正在课堂上学习的日子屈指可数。
那领导为啥会觉得我有文化呢？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认识的字比身边的同事多些。那时候，部门里的同事遇到不认识的字，不管是写材料时卡了壳，还是看文件时碰到了生僻词，都会过来问我：“哎，你看看这个字念啥？啥意思啊？” 每当这时，我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我有个 “秘密武器”——就是那本随身带着的《新華字典》。只要把字典一翻，顺着拼音或者部首查下去，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久而久之，部门里的一位老领导看我总能准确回答大家的疑问，就笑着给我起了个外号，叫 “活字典”。每次听到这个称呼，我都会赶紧摆摆手解释：“我哪是什么活字典啊，我就是有本《新華字典》罢了！” 可老领导总会拍着我的肩膀说：“能把字典用得这么熟，这就是本事！”
从那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身份如何变化，翻阅工具书的习惯就再也没改过。后来我一步步走到了公司高管的位置，日常工作中需要处理大量的文字材料，遇到生僻字、不懂的字义，或是拿不准的读音时，我依然会第一时间找出工具书来查证。只不过，随着需求的增多，我的书架上渐渐多了不少 “新伙伴”——除了那本陪伴多年的《新華字典》，还有《词源》、《辞海》，甚至连厚重的《康熙字典》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成了我的常用书。
再后来，我信了主，书架上又添了许多与信仰相关的辞书和工具书。像《基督教大辞典》、《圣经百科全书》、《宗教辞典》，还有帮助我更好理解经文的《旧约圣经背景注释》、《新约圣经背景注释》、《圣经指南》等，每一本我都视若珍宝。而其中最让我觉得亲切的，是一本《圣经疑难字字典》——它的开本大小和我那本老《新華字典》差不多，捧在手里，就像握住了两份不同却同样珍贵的陪伴。如今，借助这些辞书和字典，恭读圣经、进行灵修、阅读神学书籍，还有为传福音撰写文章，早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一天不做，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揣着《新華字典》回城的青年，如今已经迈入了古稀之年。闲暇时，我常会坐在书架前，看着满架、床头、地板上的书，尤其是那本封面早已泛黄、纸页都有些发脆的《新華字典》，往事就像潮水般涌上来。难忘那本《新華字典》陪我走过的风风雨雨，难忘下乡岁月里的艰难与坚守，更难忘那些在书中汲取力量、享受读书的美好时光。
我甚至会捧着圣经，喃喃地说话。我把脸贴在圣经上，感到了一种力量和温暖。圣经是书吗？是书。英文（Bible）一词的原始含义它来自希腊语：βιβλία（biblía），是 βιβλίον（biblíon）的复数形式，意思是 “小书” 或 “卷轴”；但是这是一本最伟大、独一的真理的书，世界上只有这本书叫圣经！
只是最近，我常常会对着满架的书发呆，心里忍不住琢磨：等我将来见了上帝，这么多陪伴我一生的书，包括《新華字典》该留给谁呢？还有人稀罕读这些书吗？或许，它们也能像当年陪伴我一样，给下一个需要它们的人或组织、团契带去知识、温暖和力量吧。
求上帝怜悯和安排！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