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里，有些真相就像深深埋在河床底下的金沙一样，唯有以耐心去淘洗，才能重新显露出来。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那些被战火与悲愤浸透的日子，往往被裹挟进宏大的家国叙事之中，成为民族抗争史里厚重的一页。
而在这副很悲壮的历史画的下面，藏着一片鲜为人知的内心的战场。
那是一个长期被主流社会隔阂、猜忌的华北基督教会群体，在民族危亡的十字路口，所经历的一场关于信仰淬炼与身份重生的深刻历程。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不仅撕裂了东北的宁静，更在中国基督徒的心中引爆了一场良知危机与神学地震。
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问题直截了当：国家危亡之际，该何去何从？不过对华北地区的基督教徒来讲，这个问题变得更麻烦了。信仰教导“要爱你的仇敌”，可现实却是侵略者的刺刀已逼近家门。
这绝非一场脱离现实的神学争论，而是跟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紧密相连的实际性的选择。当信仰的核心教义与民族的生存本能激烈碰撞，华北基督徒该如何自处？
一、激辩：三种声音
事变之后，整个华北笼罩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之下。面对步步紧逼的侵略，教会内部迅速涌现出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每一种声音背后，是对应着迥异的神学思路与救亡路径。
一是“唯爱派”，和平主义的悲悯与坚守。危机初期，源于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和平主义，成为许多教会领袖和信徒的第一反应，一度构成了教会舆论的主流。
他们坚信，战争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基督教徒应将“拯救”作为武器，而非采用带有破坏性的方式作战。暴力压根就不是解决争端的有效途径，真实的力量是蕴藏在精神对人的感化以及上帝所秉持的公义上。
因此，他们的办法是呼吁、祈祷、开会倡导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经济绝交，乃至为侵略者的罪恶忏悔祈祷的方式，来唤醒侵略者的良知，并希望通过国际社会或道德感化让侵略者收手。
这种带有理想主义味道的呼喊，在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里比较容易被听到。事变仅10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便在上海紧急集会，致电国联与世界各基督教会，呼吁伸张公道，反对武力扩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布了通告，表明了反对让步以及坚守和平的立场。远在华北的山东临清、河北保定等地教会，也纷纷致电协进会，请求其向国际社会发出和平的呼吁。
这种思想也付诸了实践，著名将领张之江组建的“信行救国十人团”，打算借着在济南、北平、滕县等地推广基督教义，进而通过改造人心以达到救国的目的。1934年，经由徐宝谦等众人的一番努力，一场中日基督徒会议在北平召开，他们希望通过对话来消除战争的纷争。
可是在侵略者的铁蹄迈过来的时候，这些和平努力显得如此无力。这种超越国界的博爱精神虽显高尚，却无法阻挡现实的残酷，甚至被一些激愤的国人批评为不切实际的“亡国者的行为”。
二是“武力抵抗派”，武装自卫的呐喊与怒吼。与和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力抵抗派”激昂的呼声。他们认为，在野蛮的侵略面前，一味的退让与祈祷无异于坐以待毙。武装自卫，是维护民族生存的最后手段，也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必要选择。
他们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要想和平，只有与野蛮主义、军国主义者相抗，此时以武力自卫，正是我们求取和平的唯一途径”。这种很强硬的态度，深刻印证了“意识形态的地理学”。
主张和平斡旋的声音，多来自远离战火的全国性机构所在地上海；而最为坚决的抵抗呼喊声，则源自长期承受日本军事威胁的华北前线省份，山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清晰地表明，信仰的立场往往不是无缘无故就冒出来，而是深受所处环境与亲身经历的的影响。
山西汾阳教会组织的“基督教救国会”就曾发表措辞激烈的宣言：“若日本一再执迷不悟，得寸进尺……为求民族生死存续，只有全国武装起来，对日宣战”。
被誉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也在1931年10月于北平通电全国，希望国民政府能“团结民众，一致对外”。
他们的声音，是来自悬崖边上的呐喊，充满了血性与决绝。
三是“稳健派”，务实坚韧的中间道路。在和平与战争的两极之间，一条影响更为广泛的“稳健派”道路逐渐清晰。他们既不认可完全的非暴力主张，也不同意马上开启全面战争，而是提倡一种更注重实际、更有耐力的长期抵抗办法。
华北公理会的许光迪是这一派的代表，他提出：一方面得把日本的侵略野心完完全全地揭露给民众，让老百姓看清楚日本的真实图谋；另一方面呢，没必要非得逼着政府马上就宣战，而是要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扎实做好长期自卫的各项准备工作。
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对日本的经济不再往来的举动、加大国民在军事领域的训练力度、提高个人生产技能等。
燕京大学的基督徒校长吴雷川也持类似观点。他明确指出：要想拯救国家，就得先停止国内的争斗，凝聚内部力量，大家一起努力抵御外来的欺负。
这一派别甚至对当时流行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反思，认为消极抵制效果有限，更应积极地提倡生产和使用国货，从根本上增强国力。
这种既不激进也不妥协，一直以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中间立场，最后获得了大部分基督徒的拥护，并且慢慢变成了教会参与挽救危亡行动的主要思想和实践指南。
这场很激烈的内部争论，其实就是一次挺深刻的神学本土化行动，它推动中国的基督徒走出传统神学的既定框架，开始主动思索并且构建一种可以直接应对中国民族生存危机的公共神学体系。
二、锋刃：“精神救国”的深层逻辑
除了具体的救亡路线之争，华北基督教界的思想家们更进行了一场思想层面的深层抗战。
他们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危机不只是在军事和政治上遭遇了失败，其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一场深入到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危机。
像林景润、王治心、徐宝谦等基督教知识分子，直面国民性中存在的诸多弱点，比如自私自利、缺乏团结意识、精神萎靡、还有“慵懒无能”这种状况。
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内因，给了外敌长驱直入的可乘之机。
基于这样的深刻反思，他们喊出了“精神救国”的口号，并且把它当作基督教救国的关键主张，此主张在教会内部达成了最大程度的共识。
他们觉得，教会给国家带来最特别、最基础的贡献，不是直接拿武器参战，而是发挥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就是通过教育和信仰引导，塑造国民的健全品格，提升民众的灵魂境界。
通过基督教教育，培养国民的牺牲精神、合作意识与道德勇气，这是一种从内部增强国家凝聚力与抵抗力的“根本救国”之道。
燕京大学的神学教授、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清楚地表明，基督教教育的使命就是要为中国造就“新的心理和新的精神”，基督徒应当“抓紧对信众人格的培养，以满足国家的需求”。
这一理念，巧妙地将教会“立德树人”的传统使命，重新定义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爱国抵抗形式。为那些在“爱仇敌”的教义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之间苦苦挣扎的基督徒，提供了一条神学上自洽、情感上可以寄托的报国之路。
三、行胜于言：组织化的全面动员
思想一旦觉醒，最终肯定会汇入行动的洪流。像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女青年会（YWCA）等基督教组织，靠着超强的组织能力、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与珍贵的国际联系，在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前线支援的骨干力量。
YMCA在战争那个阶段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量，让它成为了平民支援前线的典型。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率先成立战区服务委员会，这是基督教组织首次开展大规模的战区服务工作。
这个委员会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12个分区的服务部，其工作不仅得到国民政府正式认可，还获得了经费方面的支持。
他们的服务极为务实和细致，在前线和后方设立服务部、伤兵招待的地方以及“军人俱乐部”，既为伤兵提供吃的、喝的、医药急救等基础保障，还通过播放电影、教唱抗日的歌曲等娱乐活动来激励军心士气。
1936年绥远发生抗战。YMCA参照长城抗战的经验，正式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
总干事萧洒千带领团队在归绥设立服务部总部，并获得阎锡山、傅作义等将领的许可和支持。傅作义将军对1933年青年会的战区服务印象深刻，明确表示只愿接纳无政治背景，单纯是以服务为宗旨的青年会团队。
他们干起活来那叫一个专业，效率也超高，对稳定军心以及支援前线这两方面都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从而获得了前线将领们的高度认可。
二是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后方动员的核心力量。如果说YMCA是前线支援的主力，那么YWCA则是后方动员的核心，尤其在动员妇女参与抗战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她们积极地投入到经济抵制行动里，最先开始对日本的货物进行抵制。北平女青年会与男青年会联合成立“抗日救国会”，发起了“不买日货，不存日款，不用日险”的运动。她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横暴史》这类宣传品进行编辑，接着把日军的罪行在社会上进行了披露。
关键是她们把妇女会员组织起来去制作绷带、纱布这类前线特别需要的医疗物资，还大范围地开设救护班，请来专业人士给大家讲急救方面的知识，这样就为战争储备了很珍贵的女性医护力量。
比如说天津女青年会之前已连续举办10期救护培训班，培训了大批具备急救功能的妇女。绥远抗战期间天气严寒，天津的女青年会将各界的妇女都组织起来，成立了“援绥救护会”，赶制棉被然后送到前线，为将士们抵御严寒。
这些行动把后方普通民众的力量给聚集到一起，精准输送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
三是教会大学：觉醒青年的策源地。在拯救国家、谋求生存的大形势下，有着比较独立的管理体系以及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教会大学，变成了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关键起始地。
像燕京大学这种教会学校，因享有一定的行政自主权力，政府对它的管控相对较弱，所以就成了爱国学生悄悄集会和谋划活动的适宜之地。1935年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里燕京大学起到了核心领导的作用。
运动爆发前夕，决定整个行动命运的关键策划会议，正是在燕京大学的体育馆内秘密召开的。燕京大学还涌现出黄华等杰出的学生领袖，他们是北平学生联合会的主要筹划者。
当大批学生遭到逮捕之后，校长陆志韦（JohnLeightonStuart）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一同前往监狱，亲自将学生从监狱中保释出来，这一行为清晰地表明，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持暗中许可与保护的态度。
历史的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曾被当作“文化侵略”标签的教育机构，在民族面临危险的那个环境里，蜕变为培育爱国先锋的地方。
四、淬炼与重生：现代中国基督教身份的锻造
回忆1931年到1937年这一段充满艰难困苦的日子，华北地区的基督徒开展的抗日行动，从一开始就实实在在地为民族救亡运动贡献了力量，是整个民族抵抗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有着更深远的作用，通过与国家、民族一同经受苦难，中国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长期背负的“洋教”“污名”。在这场满是血腥和战火的考验中，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了对民族的归属情感，向社会展现了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应有的忠诚与担当。
这场危机，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一次思想层面的“成年礼”。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纳传统神学，而是开始自行思索，究竟该怎样运用自身的信仰来应对脚下这片土地，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这乃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一次关键的磨砺。
1931年至1937年的艰难时期，是塑造现代中国基督教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
它不仅展现了信仰在极端压力下所具备的强大动员能力，更深刻的塑造了此后几十年中国基督教跟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复杂而持久的互动关系。
正如历史所印证的：坚定的民族归属感，从不是源于血脉的天然联结，而是来自危难中毫不犹豫的共同担当。那张“洋教”的标签不是靠辩论给弄掉的，而是在战地的尘土里、伤兵的血污中以及大家共同的泪水浸润和冲刷下，慢慢褪去。
参考资料：
1.张德明《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 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2.何一民、刘杨《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9卷第3期（2016年5月）
3.张龙平《国难教育与精神教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集体反思》，《澳门研究》2017年第2期
4.赵晓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