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那个年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那阵儿还年轻，初出茅庐，有点“虎啦吧唧”的，现在年龄大了，回忆起来有的事还觉得可笑。
我是16周岁下乡，18周岁即第二批知青回城的时候，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辽宁省鞍山市。我回城是较早的，这在当时是大多数还留在“青年点儿”的知青战友羡慕的事情。
参加工作之后，由于下乡时候养成的“野性”未改，也是初出茅庐、性格使然，还有点儿无知者无畏，就闹出了一些笑话，老了，忆往事，与大家分享，也是为各位茶余饭后增加一点乐趣。
一、“讲用会”上打哈欠
那个年代大家还记得有“活学活用讲用会”吧？有一次一个下午，我在局里参加一个“讲用会”，台上的人一板正经、唾沫横飞，讲的滔滔不绝，我听着索然无味，味同嚼蜡。我心里想：还不如我老妈跟我“磨叽”的“我是信耶稣的呀、我是信耶稣教”的话中听，于是伸了一个懒腰，大声地打了一声哈欠，“啊——！”这一声哈欠在整个静静的会场上，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回头率，会场上轰然大笑，给“讲用会”搅得有些骚动了。旁边的同事扒拉我一下，小毋，你干啥呢？我还懵懵懂懂地问：咋的了？
会后我们政工组的一个老同志和我说：“小毋，今天在会场上打哈欠的是不是你？”我笑了。他说：“我一听就是你，不能有别人。”
二、“考试”
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我在单位的“政工组”是负责宣传的宣传干事。
“哈欠事件”后，一天，局里的两位负责宣传的领导找我谈话，倒是没有太大的、过度的难为我，而是“哼哼”教导要我好好学习马列、毛主席的著作。
我有点儿不是太在意地说：我学了呀，我每天都在学呀，而且我还有学习笔记。于是，我把我学习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至四卷和《列宁选集》一至四卷拿出来给他们看，上面有我读的时候用红蓝铅笔划的重点、“金句”，还有读书笔记。然后我对他们说，你们把《马恩选集》一至四卷随便翻到我划的重点，随便读出来，我都能给你答出来是出自于哪一篇文章，在选集哪一页。
他们当场“考”我，结果还真的是这样。于是，我后来也参加了一次局里的“活学活用”讲用会报告，讲我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会上我也没有太紧张，当然也睡意全无，没有再打哈欠。
之后，有了初步的信仰之后，我也迎接过一次考试，就是在受洗之前的考道。其实我没有经过信徒栽培，但是那一天教会举行圣洗礼的时候，我旁边有位肢体问我：你今天受洗吗？我毫不犹豫地就说，好啊，受洗！那你去考道吧。于是我就来到了考道的地方，当考道人问我三个基本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时，我未加思索就给答出来了，当天就受洗归主。这是我人生最值得纪念的考试，感谢上帝！
三、“扫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马得到，我是第一批拥有的，于是手不释卷的开始阅读、做笔记。
那个时候周三是脱产学习的时间。《毛选》五卷发行不到五天的一个礼拜三下午学习会，领导检查《毛选》五卷的学习进度。他看到我把整本书全部都读完了，因为他看到我在每篇文章都有用红蓝铅笔画的重点，还有读书笔记的时候感到很惊讶，同志们也感到很惊讶，你怎么读得这么快？
这个时候我的一位哥们儿说：他看书快，不是在读书，他是在“扫书”。
那时候我审稿，也是拿过来，“三下五除二”一会就看完了，写稿的人还怀疑我是不是认真地看了。然后我会对稿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就服气了。
我的这点儿小聪明，也为我以后每天奉主名读“和合本”、“当代本”、“现代本”、“思高本”、“牧灵圣经”等圣经版本奠定了基础。时隔多年，我已经老了，加之视力不好，“扫书”已成过去了，但阅读速度还是挺快的。一位老牧师说我这是恩赐，感谢神！
四、拒绝写“批判会”稿
那年，有一天，一位领导找到我，告诉我写一篇“大批判稿儿”。我说，批判谁呀？他告诉我，批评XXX。“批判他？为什么呀？”我反问道。他在单位是一个好人，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为什么要批判他呢？领导说：批判他“倒买倒卖”粮票。原来这位老同志就是把自己多余的20多斤粮票给了一位家里缺粮的另外一位同志。那位同志感觉不好意思，就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给了他钱。就因为这事他成了“倒买倒卖”粮票的批判对象。
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我打一小就受母亲的影响，知道要有爱心，也不能昧着良心，认为这不应该上纲上线；加之这位老同志平时人缘挺好，人确实也不错；最主要的就是自小就接受母亲爱人如己的教育，骨子里就不喜欢搞批斗类的东西，当时我心里想：我听神的，我不能听你的，我不能在那里胡说八道。所以我就拒绝了领导的安排。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拒绝写稿件。领导生气了，说：“小毋，你这样还想进步吗？”后来我就真的“进步”挺慢。
五、“他是我大爷”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位老师傅带着我，他和我父亲同岁，但是生日比我父亲大，我就管他叫大爷，他也不叫我名，就管我叫“小儿”（这是东北人对喜欢的小男孩的叫法）。
我师傅是好人，慈祥又严肃，带我特别好，他爱喝茶/爱喝酒，我在他身边呆了二年后被调到公司的政工组做宣传干事，这等于是从基层提到了“上面”。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位大爷，最起码一个月要抽一次时间到他那里，和他在一起喝茶聊天，看望他，偶尔礼拜天的时候也会去他家里坐坐。
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大爷被举报，说有经济问题。于是老人家被停止工作，“办班学习”交代问题。我听说了以后，特意去探访他。这个单位的书记和我说：他被停职办班儿了，你看他合适吗？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他是我大爷，我就是看看我大爷。
毕竟我是在“上面”部门的人，书记也是和我老爸一样1945年的党员，碍于面子让我见了他一面。见面之后大爷和我说：小毋啊，你怎么敢在这个时候来看我？我说：没事，因为你是我师傅、是我大爷。
后来经过调查，大爷也没有事，是有的人恶意“举报”，他就出了学习班，恢复了工作。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若干年后大爷去世了，我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但是如今我都当大爷了，我还没有忘记我这位大爷。
六、顶撞了管干部的“顶头上司”
那年，我在市委一个工作队里负责宣传工作。一次，市里一位管干部的主要领导到工作队检查工作，我和队长等负责接待并汇报工作。
在汇报过程当中，这位领导批评我们在“阶级斗争为纲”工作上如何。面对批评，工作队领导没说什么，我却按耐不住了，当场据理力争反驳了他，而且声音很大，使得会场上鸦雀无声，挺尴尬的。
那位领导倒是挺大度的，没有说什么。工作队队长大声呵斥了我。我也知道，这是我的领导，我不能“和谁都来”，就蔫不叽儿地不再吱声了。
后来在研究我调到市某委的时候，那位领导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不行，这个人脾气太倔。结果我“上调”就没有成功。这件事情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知道以后告诉我的，他为我忿忿不平，我倒是一笑了之。呵呵，我这位长辈说，叔叔啊，这一切都是虚空啊，虚空的虚空，人在地上的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的归宿倒是很重要。其实这么多年回想起来，我也觉得当时我确实有些太冒失了，没有给人家面子，是我的不对。
七、投书《经济日报》，“农业学大寨拉练”Over了
我当时所在的那个行业和农业是没有任何紧密联系的，但是多少沾点边儿，那也是遥不可及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行业每年全市、全省、全国，都要搞一次“农业学大寨拉练”。就是组织一帮人挨个地方检查工作、汇报工作，吃吃喝喝，然后“严肃认真”地开会总结的那种形式主义。各地方、各单位对此都有想法，穷于应付，但是又不敢说。对此我是看不惯的，心里想：敬畏神执掌权柄，不该顺服的就不能顺服。于是那一年，我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的全国性的报纸《经济日报》写了一篇稿件，反映这个问题，呼吁取消这种形式主义的“拉练”。这篇稿件见报以后可是捅了“篓子”，在我们这个行业引起了哗然，导致了这种全国性质的“拉练”寿终正寝。
后来有关领导找到我的领导问他：毋忠毅写这篇文章是有什么背景吗？我的领导巧妙地回答：是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倡实事求是的背景，把这位领导怼得再没有话可说了。
事后也感觉自己又有点“冒虎”了，这样做导致了这个行业里头一些人的工作内容少了一项，他们就有点儿无事可做了，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对我这个人能没有意见吗？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知不觉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事万语千言。懵懂义气的下乡知青，恍惚中就如同在眼前。从启程到终点，跌跌撞撞有苦有甜。一切的一切都已安排好，就在这仓促之间。
翻检往昔，诸多碎忆与反思纷至沓来。我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一位老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和说：“你这性子磨得圆润多了，可骨子里那股书卷气与傲骨，仍会于不经意间流露。”我笑答：“彻底蜕变恐难，权且带着这点棱角归于尘土罢。”
年逾古稀，方悟岁月沉浮，当把握今朝、珍视眼前人，以恕己之心恕人，爱人如己、珍惜所剩不多的时光。恍惚间悟到：这世间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人情事故。初春时节，暮色四合时分，看庭前花开花落，方知进退有度才是人间正道。抚今追昔，不禁莞尔——原来半生信仰修行，修的不过是心头那点放不下的倔强。呵呵。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