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十多年前了，我读到一本书，专门讲“圣经与汉字”，并且在网络论坛上也有不少人复制粘贴，跟帖表达欣喜和赞同者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是“船”。船，拆开来就是舟、八、口。挪亚一家，不多不少，正好八口人，都在方舟上。
再看“禁”字。禁，就是两棵“树”（林），下面是上帝的启“示”。这不就是上帝在伊甸园中，对那两棵树所下的禁令吗？
还有，“義”字。義，是“羊”在“我”之上。是羔羊遮盖了我！这不就是“因信称义”吗？这不就是福音吗？
作为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个有着深厚、古老、骄傲文明背景下的中国基督徒，常常活在一种隐秘的文化焦虑中。我们的信仰，其源头在中东；我们的圣经，其语言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我们所宣讲的这位耶稣，在许多同胞看来，是一位“外来神”。那不可避免地，我们会受到那些不去探究、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人有意无意地“数典忘祖”的指责，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像一群生活在自己故土上的“文化异乡人”。
但“圣经与汉字”的联系，在顷刻之间，就治愈了这一切。
它递给我们一张“房契”，一张文化上的“出生证明”，让我们得以对那些怀疑的朋友宣告：看，我们不是异乡人，我们才是“原住民”。在我们最古老的文化血脉里，在那被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方块字里，福音的密码早已被奇妙地隐藏。我们只是“发现”了祖先最早的信仰。
这种由康俊牧师与尼尔森女士在《创世记的发现》一书中所推广的理论，其吸引力是致命的。它提供了一套“无可辩驳”的护教工具，一个完美的情境化叙事，是如此简洁、有力，以至于我们几乎是主动悬置了理性，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然而，信仰的旅程中，最艰难的功课之一，就是分辨“我们想要的安慰”和“上帝所赐的真理”之间的区别。而后者，往往以一种更粗粝、更“冒犯”，也更诚实的方式临到。
我们都渴望在受造界中寻找造物主的指纹。但，必须发问：我们所“发现”的这幅图景，是上帝本就留在那里的，还是我们出于美好的愿望，而投射上去的“语源神话”（Etymological Mythology）？
一、地基的裂痕：试图看清那艘船
然而，当我们秉持对真理的敬畏，去审视圣经、历史与语言本身的证据时，这幅完美的图景便出现了裂痕。
裂痕一：站错了时间——以楷书解古文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问题，是“时代错置”。我们用来分析的汉字，无论是“船”、“禁”还是“义”，几乎都是现代通行的楷书字形。但楷书，是汉字在公元三世纪左右（魏晋时期）才逐渐定型的样式。
而汉字的源头，是远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甲骨文。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隶书，最后才到楷书，这中间有上千年的演变史。许多汉字部件的形态和功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不能用一栋21世纪建筑的蓝图，去声称发现了汉朝民居的原始设计。同样，我们用一个公元后的字形，去“证实”一个被假定发生在数千年前的原始记忆，这在方法论上是颠倒的。严谨的词源学，必须从最早的字形开始。
“圣经与汉字”理论的某些拥护者，在分析“赶”字时，将其解释为“走+干”，以此联系亚当（冒犯者）被赶出伊甸园。但他们似乎忽略了，“赶”是一个20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其繁体为“趕”。一个195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的字形，如何能包含4000年前的原始记忆？这种对历史的漠视，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裂痕二：误读了“游戏规则”——以会意解形声
该理论最系统性的缺陷，是误读了汉字最根本的构字法：“六书”。
在我们的想象中，汉字似乎都是“看图说话”（象形或会意）。事实上，汉字中，真正像“禁”（两棵树下加个告示）这样的会意字是少数。占汉字总量超过80%的，是“形声字”。
形声字，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部件负责表意（形旁），另一个部件负责表音（声旁）。
让我们回到那艘“船”上。这个理论告诉我们，“船”是“舟、八、口”。多么完美的图景！但主流的汉语古文字学界，从东汉的许慎，到18世纪的传教士马若瑟神父，再到今天的学者，都明确指出，这不是一个会意字，而是一个形声字。“舟”是形旁（意符），表明意思与船只相关。右边的“凡”，是声旁（音符），只提供读音。
为什么能如此确定？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看另一个字：“帆”。同样与船相关，也同样用“凡”来标音。难道“帆”的意思是“一块布（巾）做的八口人”吗？显然不是。
“圣经与汉字”理论为了“证实”那个神学叙事，必须系统性地假定：所有汉字都是“会意字”，得把那个只负责发音的声旁（如“凡”），强行“读”出神学含义。
这就像有人对你说，英语单词“Forbidden”（禁止）里包含了上帝的秘密，因为“For-biden”听起来像“For-Biden”（为了拜登）。你会觉得这很荒谬，因为你懂英语的构词法。
同样，“船”字里没有“八口人”。“禁”字里也没有“两棵树”。中国第一部词源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禁”的解释是：“禁，吉凶之忌也。从示，林声。”其意是“禁忌”，来自“示”（与祭祀神明相关）；其音，来自“林”（声旁）。
该理论将一个声旁误读为意符，这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在“婪”（被解为“女人”在“二木”前）、“躲”（被解为“身体”躲在“树”后）等字上被一再复制。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细节的错误。这是对上帝所赐予人类的、那精妙语言系统（六书）的“游戏规则”的无知与公然漠视。
二、更深的渴求：当“我”遇见“羊”
如果说，“船”和“禁”的错误还只是外围，那么“義”（义）字的分析，则触及了我们信仰的核心。
该理论说，“義”是“羊”在“我”之上，是“羔羊”遮盖了“我”。这是何等震撼的福音图景！几乎就是《罗马书》的象形再现。
但当我们怀着这种激动，去查考古文字学时，所发现的，是一个更古老、也更令人深思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人试图自救”的。
首先，是“文化投射”。
我们把新约圣经中那个独一无二、具有终极救赎意义的“神的羔羊”，强行投射到了中国文化中那个普遍作为祭品和“吉祥”符号的“羊”之上。在古汉语中，“羊”与“祥”相通，“美”、“善”二字皆从羊。这是一个“好”东西，但不是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耶稣。
其次，是“语义的时代错置”。
该理论的全部论证，都依赖于下方的“我”字被理解为现代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但是，在“義”字被创造的商周时期，“我”字的甲骨文形态，是一种锋利的兵器！那是一种带有锋利锯齿的战斧，象征着威仪和力量。
那么，“義”字的本义是什么？
《说文解字》定义为：“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结合古文字形态和早期文献，词源学的结论是：“义”（義）的本义，是“合乎规范的威仪”。是一个会意字，结合了“我”（手持兵器，威仪的象征）和“羊”（献上祭品，吉祥的象征）。这个字，在被发明时所要表达的，不是“我被羔羊遮盖”的救赎神学，而是“手持兵器、献上祭牲”的礼仪规范。
当我看到这一点时，起初的失落感，很快被一种更深的敬畏所取代。这个理论的失败，比它的成功，所传达的福音信息要更强大。
请仔细想一想：
如果“圣经与汉字”理论是真的，如果我们的祖先在造“义”字时，就已经理解了“羔羊遮盖我”的福音。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福音，只是一个我们遗忘了的“古老智慧”。不是什么“新事”，只是一个“旧闻”。它老早就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能做的，只需“恢复”。这在根本上，仍是一种指向“人”的文化自豪感。
但是，现在，当我们知道“义”字的真相，是一个手持“战斧”（我）、献上“祭牲”（羊）以求达到礼仪标准的图景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个没有福音的世界！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祖先，和巴别塔下的世人一样，和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描述的外邦人一样，在用尽自己全部的“威仪”（我）、献上自己最好的“祭物”（羊），试图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礼仪”，去建立一个“义”的标准！
这个字，不是福音的答案，而正是人类渴求福音的那个“问题”！
“圣经与汉字”理论，是用一个廉价的“答案”覆盖了那个宝贵的“问题”。
真正的福音“情境化”，不是去告诉中国文化：看，你早就拥有了答案。而是去深入中国文化的灵魂，并对它说：我看到了你对“义”的三千年追寻，从甲骨文的“威仪”到孟子的“羞恶之心”，看到了这追寻中的伟大与挣扎。但这种靠着“我”的“义”，终究无法使我们与圣洁的上帝和好。那从天而降的、唯一的“义”，只有上帝的独子耶稣基督。
前者是基于文化骄傲，后者是基于文化理解。前者提供的是文化的确证，后者提供的才是灵魂的救赎。
三、更大的图景：我们为何渴求一个“更小”的上帝？
当退后一步，审视“圣经与汉字”这个理论，以及我自己和许多人对其曾经的迷恋时，我看到了一种更深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属灵贫乏。
我们渴求这个理论，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更小”的上帝。
一个“精巧”的上帝。一位“密码学家”。一位类似牛顿眼中的上帝。祂的作为是隐秘的、供人猜解的。我们为这种“解谜”的快感而兴奋，为自己能“猜中”上帝的心意而自豪。这很像诺斯底主义，一种声称掌握了“隐藏知识”的古老异端。
但这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圣经中的上帝，不是一位在密室中留下线索的上帝。祂是一位介入人类实在生活和方方面面的上帝。祂的作为是公开的、历史性的、震天动地的。祂不是在汉字里暗示洪水，祂是真实地与挪亚立约，并将彩虹作为公开的记号。祂不是在字形里隐藏救赎，祂是真实地在西奈山显现，颁布律法；又真实地差遣祂的独生爱子，在各各他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钉死。
“圣经与汉字”理论，诱使人们去欣赏一个“聪明的上帝”，而错过了那位可畏的、圣洁的、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为何要撇弃那公开的、历史的“道成肉身”，而去迷恋一个隐秘的、猜想的“字成肉身”呢？
这种理论是“马赛克类比”的破产。当人们兴奋地宣称，用“船”、“禁”、“义”这些被误读的“瓷砖”，拼出了一幅《创世纪》的宏大马赛克时，恰恰错过了上帝用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以理……这些真实的、破碎的生命，所铺就的那幅真实的、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历史图景。
人们用一个“语源神话”，替换了救赎历史。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不诚实，更是属灵上的巨大亏损。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的信仰根基，不是建立在“汉字”这个“文化巧合”上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复活这个历史事实上的。
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因为“船”字被建立的，那么当TA（或TA的孩子）在大学里学到“形声字”的真正原理时，他的信仰是否会随之崩塌？把福音的永恒真理，捆绑在一个脆弱的、已被证伪的语言学假说上，这是对福音本身的不尊重。
四、那艘载不动我们的船，与那份托住我们的“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古老的文化？
应当以最严谨、最诚实的态度去研究。一个基督徒学者，应当是最好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因为相信，我们所研究的世界是上帝的创造，“诚实”地对待这个世界，就是尊重上帝。汉字系统有其自身伟大而复杂的演变逻辑，我们应当欣赏这种逻辑，而不是用神学去强行“殖民”它。
当如何“情境化”福音？
真正的“情境化”，不是去扭曲历史，证明“你早就有这个”。而是去深入文化的核心，找到那个“人心的空洞”，那个对“义”、对“道”、对“永恒”的真实渴求，然后指出，这个空洞，只有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才能被真实地填满！
让我们放下那个“聪明的见证”吧。它，太轻了。
“羊”与“我”的迷思，侧面映出一个“聪明”的见证，与一个“愚拙”的十字架。
福音的核心，恰是“十字架的愚拙”。
我们不需要在汉字的字形中去“证实”一个早已存在的叙事。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去宣讲那个“道”——不是一个被编码在象形文字里的“道”，而是那个“道成了肉身”的耶稣。
信仰，不需要那艘写着“八口”的“船”来承载。信仰所倚靠的，是那只真实地承载过耶稣、并驶过了加利利海风暴的渔船。
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我们的“义”，不是来自一个“羊”与“我”的巧妙组合，而是来自那位真实的“上帝的羔羊”，祂除去了世人的罪孽。祂是那位从天而降的、我们靠着“战斧”和“祭品”永远也无法达到的、真正的“义”。
让我们告别那些“语源神话”，回归那道成肉身的真实。因为，只有祂，才是我们唯一无可辩驳的见证。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