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实现可见的合一？”在10月底开罗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信仰与教制大会（Faith and Order Conference）上，来自全球不同传统的神学家、教会代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该大会旨在通过不同教会传统和文化背景的神学家对神学议题的共同探讨，帮助各教会在分歧中同行，增进合一。1927年在洛桑召开第一次世界大会，本次会议为第六届。
主办方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现任主席史蒂芬妮博士（Dr. Stephanie Dietrich）分享四个实现普世教会合一的方式和原则。
第一，合一不单单是教义问题，不能只体现在共同签署信仰条文或组织结构上，也要在教会的共同信仰、圣礼、对受造物的服侍、在世界的公开见证中彰显出来。因为合一不仅是基督信仰的要求，也是充满创伤的现实世界的呼求。普世教会的合一不仅要在口头，更要在共同行动里。
第二，合一不是同一，并不要求抹除传统，相反它拥抱多样。
第三，正如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历达成共识前后花费56年，合一需要成年累月的辛苦努力，并非朝夕可至，需要你我的决心和耐心。
第四，普世教会合一是一场正在过程中的朝圣之旅，需要谦卑和恩典。教会内部当有一个重要转变，不再盲目自信，而要意识到并拥抱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承认普世教会的软弱、失败、丧失信誉等，这种深刻的自我察觉为真诚和共融提供可能性。坦诚软弱和有限才是合一的前提条件。
东正教比西迪亚都主教乔布博士（H.E. Metropolitan Prof. Dr Job, Getcha）则将“实现普世教会可见合一”解剖为三个子问题：教会合一应当是制度性的吗？合一意味着同一吗？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合一？
他认为，首先，普世教会合一并不在机体上，比如并非要建立一个全球联合教会。世基联在1950年《多伦多声明》中指出，“世基联不是、也永远不应成为超级教会，也不是世界教会。”天主教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前奉行“联合主义”（Uniatism），认为教会合一的方式是其他教会“返回罗马天主教的怀抱”，但梵二会议后明确否定此路径，且在1993年与东正教共同达成的《巴拉曼宣言》中重申联合主义并不是一个可接受的或有效的实现教会合一的方式，倡导以对话、尊重、共存与共融为基础的教会合一。
其次，与史蒂芬妮博士强调一致，合一并不需要所有教会在礼仪、制度、教义表达上完全一致。他援引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的文件指出：教会的多样性源于文化与历史，是福音进入不同文化的自然结果；合一并不要求抹平多样性；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某些人认为自己的传统是唯一合法表达时，多样性便变成分裂；同时要注意，多样性有界限，如果越过界限，也会破坏合一。
他特别提到一次双边神学对话，1999年罗马天主教会与路德宗世界联合会达成《称义教义联合声明》，表示“路德宗与天主教徒在称义教义的基本真理上存在共识。鉴于这一共识，语言差异、神学阐述和称义理解上的强调...是可以接受的。”
乔布主教认为这份声明达成的“差异化共识”，承认了信仰的合一可以在不同的语言表述、神学形式和特别强调里存在。
最后，他认同东正教神学家弗洛洛夫斯基在1961年第三届世基联世界大会上的提议，用“时间中的普世主义”代替“空间中的普世主义”，后者指各教会像拼图碎片一样拼凑起来，但时间上的合一指的是从整个教会的历史与共同的使徒传统中寻找合一基础。
洛杉矶科普特正教区主教乔里洛博士（H.G. Bishop Dr Kyrillos, Coptic Orthodox Diocese of Los Angeles）也强调教会合一的使徒性基础，正如亚他那修教父所说，信仰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继承使徒教导。他指出教会扎根于历史、使徒信仰和延续之中，教会的使徒性要求延续而非创新，要求忠实阐释而非重新阐释。
来自五旬宗的澳大利亚基督徒教会的格蕾牧师（Jacqueline Grey）则用自己家中三代同堂的生活经验为例，讲述教会合一需要共同的价值观、有意义的关系，和共同的使命如公义和医治。
她认为，教会合一并不要求各教会呈现相同的特征和传统，五旬宗、新兴教会和传统教派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的相处一般，青年一代更具创造力、更容易质疑规则和传统，而这会引起父辈的担心不满。
她反对用权力、制度、组织来控制、强加想法于他人之上，并表示“许多神学问题难道不是权力的问题吗？哪些洗礼才被认可？谁制定规则？谁的权力被服务？谁有发声权？谁在做决定？过去成体制的教会想要成为守门员，他们已经做了决定，而南方教会只能遵从。”在她看来，追求普世教会合一要重视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尤其是爱与和平。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普世关系主任、中华基督教会荣誉牧师彭淑怡（Suk Yi Pang）在座谈会上提到在中国教会可见合一的表现和阻碍合一的原因。
她表示，西方教会谋求合一的路径是从本体论出发，先建立理想的合一概念，再在混乱的现实中实现它，但中国的哲学首先是道德性的，相比追求理想中的合一，中国教会首先是从道德实践层面思考：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如何为了世界的益处在一起生活？在中国，教会合一不是一种需要被重新恢复的理念，而是要践行出来的操练。
据她观察，影响中国教会合一的是诸如教产使用、圣职按立、薪酬发放等比较实际的问题。为促进合一，她所在的香港基督教协会会举办神学论坛，邀请各教会互相分享聆听；另外她发现，在香港教会中与普世合一运动保持距离的被称为基要派的教会，虽然不常参与普世合一对话，但当他们举办非神学性，而是围绕年轻人牧养、社会公益等道德伦理、实际需要等主题的活动时，双方便能坐在一起对话。
信仰与教制大会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标志着普世合一运动正式开始，各教会代表讨论如何减少分歧、攻击，促进宣教合作，与此同时却发现一个问题：各教会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点，如何促进合作？
基础分歧来自两个层面：其一，信仰内涵，各教会如何理解上帝、基督、圣灵、伦理等；其二，教会在事奉和传达基督救恩时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比如谁能施行洗礼、按立圣职、主教制度与否、使徒统绪、教会决策权和决议的正义性等等，也就是信仰与教制问题。
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后，美国圣公会的本特主教(Ch.H. Bent）提议成立信仰与教制会议，通过比较研究和神学对话，为教会提供信仰与教制层面上合一的基础，并于1927年在洛桑、1937年在爱丁堡召开第一届、第二届世界信仰与教制大会。1948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成立，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并入其中，成为该机构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后分别于1952年、1963年、1993年在瑞典隆德、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以及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召开世界大会。
本届大会于10月24日到28在埃及开罗举行，为期五天的行程中，除了埃及科普特正教会修道院朝圣之旅外，主要以主题演讲、专题座谈、工作坊形式围绕“信仰、使命、合一”三个主题展开讨论，并最终发布大会文件《普世教会共同宣信》，呼吁各教会以三位一体信仰为基础，在彼此共融、服事世界中见证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