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的枪声，像一声惊雷划破了宁静。从那一刻起，整个中华大地都被战火吞噬了。这场战争打得血肉横飞，也打得荡气回肠。当日军的军靴踩碎了东部城池，难民们拖家带口涌向内地，远在西北的陕西虽然暂时躲过了炮火，却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扛起“大后方”这副沉重的担子。
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支援浴血奋战的前线，办学校让孩子们有书读，募款物让将士们有保障……黄土高原上陕西的基督徒们，他们做的这些事，早就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行善积德，而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用血肉之躯搭建起一座座希望的桥梁。
书生意气：田景福的战时足迹
这个1911年出生在山西汾阳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足迹丈量了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良心。
才17岁，田景福的小说就登上了上海的文学杂志。到了燕京大学，受到郑振铎、许地山、冰心这些文学大腕的熏陶，他的笔下流淌的都是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切。连鲁迅先生都曾关注过他在太原搞的青年文学研究会，可见这个青年人的才华和抱负。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田景福再也在书斋里坐不住了。他毅然放下手中的笔，一头扎进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他组织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如火如荼，那些慷慨激昂的歌声几乎震翻了古城的屋瓦。
田景福还主动承担起基督教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重任。他带着一群大学生，三天两头往第二重伤医院跑，给那些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洗衣服、喂饭、写家书。
太原城越来越紧张，街上到处是匆忙撤退的人群。田景福不但没跑，反而主动接下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三支部主任的重担。战线往哪里移，他就跟到哪里：介休的窑洞里，临汾的街头巷尾，风陵渡的渡口边……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竟跑到了潼关，那个与日军隔黄河相望的前沿阵地。就在炮声隆隆的潼关城里，田景福办起了军民俱乐部，白天编印抗战小报，晚上教大家唱抗日歌曲，那股子不要命的劲头，连当地的老百姓都竖大拇指。
1938年，组织把田景福调到了宝鸡。这个本来只有几千人的小山城，突然间变成了人山人海的大集市。陇海铁路的西端终点一设在这里，政府机关、工厂学校、难民学生，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原本安静的小城一下子挤进了十几万人。
看着这乱哄哄的场面，田景福心急如焚。他马不停蹄地张罗起军民俱乐部和学生接待站，又拉着各方人士成立学生救济委员会。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更半夜才回家，就为了给那些举目无亲的难民和学生找个落脚的地方。
1939年，宝鸡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挂牌，田景福当上了总干事。有了正式的组织，救助工作的规模一下子大了起来。
在青年会的奔走下，国际救济委员会给难民们盖起了一片新房子。几百间窑洞和平房错落有致，取名“复兴新村”，这名字寄托了国家复兴的渴望。村里还开了诊所，难民们生病了可以免费看病拿药。
光解决住的问题还不够，青年会又办起了各种培训班：化工班教人做肥皂蜡烛，会计班教人打算盘记账，英语班教人说洋话……年轻人有了技能，就不愁找不到活干。业余时间，还有青年剧社演话剧，学者来做讲座，硬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营造出一片文化的绿洲。
田景福还积极参与“工合”运动，就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个组织的想法很朴素：让后方的难民动起手来搞生产，挣钱养活自己，还能支援前线打仗。为了宣传这个理念，田景福编写了《抗战歌声》和《工合歌声》，一本本小册子从宝鸡传到全国各地。
和田景福这种在台前呼风唤雨的风格不同，还有一位基督徒党桥山，选择了低调务实的路子。这位老先生早年从北京国民大学毕业，还加入过同盟会，跟于右任、杨虎城这些风云人物都有交情。抗战爆发时，已经上了年纪的他从西安回到老家中部县（就是现在的黄陵县），主动担起了县军运代办所常务副所长的担子。
这个职务听起来不起眼，实际上负责的是整个县的军事后勤工作。粮食、药品、被服、弹药……哪一样都关系到前线将士的生死。党桥山凭着多年的威望和人脉，把这摊子事管得井井有条。作为当地基督教会的重要人物，他还在抗战后期积极创办社会福利合作社，让信仰落实到为乡亲们办实事上。
从台前到幕后，从城市到乡村，田景福和党桥山代表了陕西基督徒在抗战中的两种担当：一个是站在时代浪尖上振臂高呼的活动家，一个是扎根泥土默默奉献的实干家。
大爱无言：天主教会的温暖怀抱
说起那些年的人道主义救援，陕西的天主教会写下了动人的篇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大爱无疆”。
周至南集教区的故事，至今想起来还让人鼻子发酸。抗战一打响，华北、华东、东北的老老少少就开始了大逃亡。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扶老携幼，推着小车，挑着担子，一路风尘仆仆地涌进陕西。
张指南主教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的难民，二话不说就把周至南集教会的50多间房子全部腾了出来。这些房子本来是教会的办公场所和住宿区，现在统统改成了难民收容所。前前后后，这里收留了300多号人。
那时候的物资有多紧张，经历过的人都明白。但教区的神父修女们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衣物和药品。他们还专门安排了管理人员，把收容所搞得有条不紊。这份善心感动了无数人，周至县政府在大小集会上反复表扬，连省政府主席熊斌都被感动了，亲自题写了“胞兴为怀”四个金字，做成大匾悬挂在教堂门口。
收容难民只是开始，周至教区还组织教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前线募集了一大笔资金。这件事做得太出色，“中国人民抗敌后援委员会”专门发来了嘉奖令，还颁发了一枚亮闪闪的银质勋章。
在办教育这件事上，教区也没含糊。1938年，他们在武功县祝家窑办起了女子兼善学校，专门收那些高小年级的女学生。修女们既当校长又当老师，后来学校越办越大，还搬过地方。7年下来，这所学校培养了300多名学生，有难民的孩子，也有当地的女娃。这事《周至县志》有记载。
医疗救助方面更是令人赞叹。1939年，周至总堂办起了眼科诊疗所，请来了法国修女露格主治。这位修女不仅人好，医术也是顶呱呱。诊疗所治好了好几千名眼疾患者，其中既有流离失所的难民，也有从前线回来的伤病员。大家感激不尽，各界人士凑钱做了一面“启聩发矇”的锦旗送给诊疗所。
省会西安的情况也差不多。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西安教区二话不说，把市中心南壕的18亩好地腾出来给难民住。教会跟难民们签了协议，让他们自己动手盖了100多间简易房，400多人有了栖身之所。每个月只收一点象征性的租金。
再说黄河西岸的大荔县，这里是连接前后方的咽喉要道。当地天主教会把主要精力投在了医疗救治上。1938年，大荔教区建起了“广慈医院”。这家医院在当时算是设备齐全，医术精湛，成了救治前线伤兵的生命线。
对于那些从山西、河南等沦陷区转运过来的国军伤病员，医院一律免费医治，不收一分钱。对于路过的难民，也只收个成本价的药费，实在掏不出钱的就免了。据不完全统计，从开张到抗战胜利，广慈医院接诊了将近两千名伤病员和1000多人次的难民，不知道挽救了多少条生命。新中国成立后，这家医院被大荔县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大荔县人民医院”，一直办到现在。
在国家最危急的关头，陕西的基督教会把“爱国”和“爱教”完美融合，自然而然。
无论是田景福在青年会的奔波呼号，还是党桥山在基层的默默耕耘；无论是天主教会周至教区的倾力救助，还是西安、大荔教区的无私奉献……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告诉世人：信仰绝不仅仅是个人灵魂的慰藉，也可以化作服务同胞、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
这些藏在故纸堆里的片断记录，也许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但那些普通人身上闪现的善良、勇气和担当，值得记得。
参考资料：
1.赵晓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2.党昉民《党桥山轶事》，“陕西政协网”2018年5月22日
3.田景福简历
4.李伯毅《爱国爱教忆抗战——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教会》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