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具有崇高信仰与坚定爱国情怀的基督教人士。他们或隐于暗处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或挺身而出在抗日救亡中冲锋陷阵，用行动诠释了信仰与爱国的高度统一。
一、董健吾：红色牧师的多重身份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镇东门棣华桥一个名门望族之家。其祖母沈氏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她的影响下，董健吾进入教会学校读书，1914年考入圣约翰大学攻读神学，与顾维钧、宋子文成为同学。在神学领域表现突出的他，毕业后又进入神学院深造两年。
“五卅惨案”期间，作为中国人的董健吾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这一爱国行为却让他被学校开除。离开学校后，他专注于布道工作，成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受“五四运动”影响，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1927年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利用牧师身份从事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被誉为“红色牧师”。
1930年底，根据党组织委派，董健吾以基督教会的名义创办大同幼稚园，公开招收社会儿童的同时，秘密收养烈士遗孤和党员子女。彭湃、李立三、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子女，以及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曾在此得到抚养和照顾。
1936年，受宋庆龄委托，董健吾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前往延安。这一行动不仅促成了斯诺《西行漫记》的诞生，也让世界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然而，在“文革”时期，董健吾遭受不公正待遇，直到历史最终还他以公道。
二、许春草：从企业家到抗日战士
1874年，许春草出生于厦门，早年学习土木建筑。辛亥革命前，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他参加爱国运动。1907年，由黄乃裳介绍在厦门参加“中国同盟会”，以礼拜堂和教会学校为据点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活动，并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厦门。
“九一八”事变后，许春草发起成立“闽南抗日救国会”，辐射闽南12县。他们白天秘密刻印传单，夜里化装成渔民张贴标语。许春草将浸礼用的圣杯熔铸成“抵制日货”的销毁戳，洋楼设计图上的铅笔线也被改成游行路线图。他倡导成立的婢女救拔团成员在开元路码头声泪俱下地演讲控诉，裙摆里藏着抗日传单向民众散发；总工会会员组织上街游行、演话剧宣传抗日。
1930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许春草组建“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婢女收容院，专门解救受到主人虐待的婢女。厦门沦陷后，他转战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向华侨宣传抗日事迹，发动救国募捐活动，并利用刊物进行抗日宣传。
许春草的一生印证了圣经的智慧：“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从泥水匠到革命者，他活出了奉献的真谛——在苦难中成长，在行动中荣耀上帝。
三、吴恒宝：爱国牧师的地下工作
吴恒宝出生于古田县一个基督徒家庭，1927年从福建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在古田县卓洋乡前洋基督教堂服务，并于1934年被按立为牧师。抗日战争时期，他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以牧师身份为掩护，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吴恒宝主动配合当地党组织，为驻扎在前洋地区的武工队员筹集粮食，并组织信徒为游击队提供联络、报信、放哨、送米送钱等帮助。当古田大东游击队队长余泽渭（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吴恒宝欣然接受党组织委托，参与营救工作，最终成功将其平安营救出狱。
2016年1月13日，吴恒宝生前侍奉的前洋基督教堂被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授牌为“宁德市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纪念其贡献。吴恒宝的经历展示了宗教人士在历史关键时期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精神。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三位出身基督教家庭的人物——傅连暲、陈天恩、曾友山，以各自独特的人生轨迹，诠释了信仰与时代变革的复杂互动。
四、傅连暲：从信仰迷茫到共产主义者
1894年，傅连暲出生于福建长汀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自幼随父母加入教会，先后就读汀州基督教会崇正小学、中西中学及英国教会下属的亚盛顿医馆，接受了系统的基督教教育。1925年，他被推举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这一英国教会医疗机构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关键场所。
在院长任上，傅连暲目睹了部分外国医生对平民的冷漠态度，这与基督教“普济众生”的教义产生尖锐冲突。他开始质疑：“主的教义究竟能不能救人？”这种信仰迷茫促使他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结识邓子恢等共产党人，阅读《新社会观》等进步书籍。1927年，毛泽东在福音医院养病期间与他深入交谈，帮助他分析思想根源，使他逐渐认识到“救人与救国”的紧密联系。最终，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基督教徒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五、陈天恩：以医者仁心践行实业报国
1871年，陈天恩生于福建南安石井乡，毗邻晋江的地理位置让他与华侨建立了深厚联系。1887年，他在厦门基督教竹树脚礼拜堂医务所跟随美籍荷兰裔医生郁约翰学习西医，同时教授郁约翰闽南话。这种跨文化互动成为技术传承的起点，也让陈天恩首次接触到圣经中“爱人如己”的教导，这种精神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1889年，陈天恩随郁约翰赴漳州平和县小溪镇创办“尼尔保赤”医馆，逐渐掌握了现代医学技术。1898年，他成为归正教会创办的“鼓浪屿救世医院”首批中国西医，被誉为郁约翰的“大弟子”。他精通西医，又自修中医，成为厦门最早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在厦门大同路开设的寿世堂，他自制“陈天恩猪肚粉”等小儿常用药，疗效显著，畅销闽南。
1908年，陈天恩创办“淘化公司”，仿照外洋方法制造罐头食品，行销各埠。1911年、1915年，其产品先后在德国柏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二次革命”后，他营救爱国华侨领袖黄乃裳，促成其无罪释放，这一事件激发了他“实业救国”的决心。1919年，他在福州仓山港头美墩创办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侨商渠道引进设备，聘请外籍工程师，并获政府“官商合办”支持及税收优惠。其医学背景使他注重产品质量，采用美国“苏打法”制浆工艺，并改良纸浆配方，生产出宣纸和牛皮纸。
六、曾友山：从“超政治”到教育先驱
1910年3月26日，曾友山生于福建省莆田县基督教家庭。其父早年就读教会学校，后任教会小学教师、校长，最终成为中华圣公会牧师，传道60年。曾友山受家训“规规矩矩行事，老老实实做人”影响，早年形成“超政治”倾向，专注于学业。
1918-1924年，他在莆田县教会培元小学学习；1925-1930年就读该县哲理中学。中学毕业后，先后入读福州协和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1931年1月，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期间，该校停办一学期，他返回协和大学寄读，后继续在圣约翰大学学业，1935年毕业于该校理学院生物系，获理科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他应同学之邀赴河南开封圣安得烈中学任教。数月后患伤寒病危，父母赶来探望，经医治转危为安，1937年任教区主教秘书。早年“超政治”的他，在1931年目睹十九路军抗日期间爱国学生勒令校内周末活动停止；后来在协和大学，又见警察抓捕进步教师。这些事件促使他政治思想转变，认识到爱国行动的重要性。1939年，他获河南教区主教帮助，联系到多伦多大学助学金，赴加拿大留学，并作为中国基督教30人青年代表团成员，赴荷兰参会。
这些基督教人士的故事，是近代中国历史中信仰与爱国交织的生动篇章。他们或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或在抗日救亡中冲锋在前，或在海外为祖国奔走呼号。他们的行动证明，真正的信仰不仅关乎个人灵魂的救赎，更在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如今他们的故事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我们信仰的力量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福州一教会信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